香港——今年5月，中國中部一座中型城市的副市長南下深圳與我會面，我是深圳市政府一個顧問小組裡的成員，這個小組關注的問題是幫助中小企業融資。他來是想讓我幫個忙。他問道，「你能幫忙給我們的體育中心安排融資嗎，它會成為華中最大的體育中心之一。」
又是一個爛尾樓工程亟需更多資金的悲慘故事。我以前就聽說過類似的故事。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於2008年倒閉以後，中國政府在慌亂之中推出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財政刺激計劃，大規模擴建公共設施，包括修建公路、鐵路和市政館所等設施。於是，中國避免了經濟衰退，然而現在卻要面對大量的爛尾樓或幾乎從未使用過的基礎設施。在這個過程中，許多地方政府的金庫都被掏空了。
這座體育中心展現了一個全國性問題所具有的癥狀。該項目通過銷售臨近地塊獲得了部分融資，開建之初，它就存在風險：這是一個小城市，卻要建一個大型體育中心，而且附近城市已經有類似的體育場了。在工期拖延了三年之後，項目預算已嚴重超支，而且依然未能完工。2012年初，一家信託公司代銷了該中心的債券，當地政府用其在本地兩家電廠的股份為這筆債券提供了擔保。
市政府官員挖空心思地想讓銀行放貸，卻徒勞無功，因為他們對該設施的現金收益預測完全是不着邊際的想像。不如出售更多的土地？這個提議還是很難讓人信服，原因是該市房屋空置率已然很高，房地產開發商已經不再急於投資。不僅如此，市政府官員賣出的土地已經突破土地銷售額度。中央政府設置的這一額度，目的是為了防止過多的農田用於房地產開發。
這位副市長到我的辦公室來看我時說，「我們可能得被迫採取不可避免的措施，變賣老本，比如我們在本地銀行、酒店、水廠和工業企業的控股股份。」好消息是，當地方政府打算變賣此類資產時，中央政府通常不會阻攔。
在過去一年，隨着逐漸放緩的中國經濟受到更多的關注，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工具——比如為體育中心融資的計劃——已經引起了人們的擔憂，這是因為銀行和分析人士擔心出現又一波的壞賬。有人估計，截至2012年底，地方政府債務已經超過了12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中國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的25%左右。一些經濟學家擔憂，清算日將在2014年到來，屆時大量債務都將到期。他們說，這種後果將引發信心危機和經濟的崩潰。
我不接受這種危言聳聽的預測。
地方政府債務這種東西首先就是不存在的。中國沒有聯邦體制，各級地方政府都是中央政府的分支。說到底，中央政府站在各級地方政府背後。中央政府決定它與各地方政府之間的稅收分配，做出所有政治任命，決定某個地方政府是否獲准銷售債券。在許多情況下，中央政府甚至會「代表地方政府」銷售債券。所以，這裡永遠不會出現中國版的底特律。這個美國大城市破產時，美國其他地區都在袖手旁觀。
其次，儘管在過去35年里中國經濟變得更為自由，但政府在GDP中所佔的比例卻顯著增加了，政府因而得到了更多收入，資產負債表也更加健康。在新增稅種、提高稅率和改善徵收手段的推動下，總財政收入佔GDP的比例在2012年達到了22.6%。
儘管很多財政收入被揮霍掉了，但每年至少有一部分被重新投資用於擴大政府資產。今天，政府在數量眾多的銀行、電信運營商、港口、道路、鐵路、房地產控股公司和工業企業中擁有控股股份。更不用說總值超過3萬億美元的外國政府債券了。
我的那些來自中國中部城市的朋友們的確在為財政問題頭痛。但這些問題並不是世界末日，甚至不足以讓人警覺：中央政府能夠為壞賬買單，也的確會這樣做。
不過，如果看全國經濟的整體情況，持懷疑態度者或許能找到充分的理由擔憂。但實際上，宏觀層面上的問題啟動了亟待開展的改革，而改革的最終結果將使經濟更為強勁。
自1978年自由化政策開始以來，國有部門極為壯大，遏制了私營部門，更重要的是，抑制了經濟增長。
由於受補貼的銀行信貸唾手可得，國有部門過度擴張，使工業產能過剩的問題出現惡化。它們不考慮能否盈利，對許多產業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國有部門消耗了超過一半的銀行信貸，中小型企業則被迫在國有的銀行體系外尋找成本高昂的融資渠道。最後，國有部門還以不公平的優勢與私營部門開展競爭，招致怨恨的同時也讓腐敗現象更加普遍。
這樣一來，想為進一步的經濟增長提供資金的政府已經別無他法，為了避免長期停滯，中國很快就會走到必須展開第二波私有化的地步。中國的財政赤字快速增長，銀行力不從心，出售土地也無法維持。此外，有越來越多人呼籲政府，填補社會保障基金的缺口，從而滿足老齡化人口的需求。
這一波不可避免的私有化進程還會產生附帶的收益，對粗放、低效、膨脹的經濟產生出與之相應的結構性調整。幸運的是，新任領導層似乎認識到這是必要的。在制定政策的圈子中似乎產生了這樣一個共識，在財政刺激的效果減弱之時，結構性改革能夠為下一階段的發展提供巨大的潛力。
中國中部的體育中心應該建完，但是應當由私有企業接手。我給這位副市長的建議是把它拍賣掉，我猜想他大概很快就會聽取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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