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毗鄰又多一顆計時炸彈,距離本港130公里的台山市正興建全球首座新式核電廠,明年啟用

【台山直擊】
廣東台山市南岸的赤溪鎮，政府以「能源重鎮」自居，近廿年先後建造煤電廠，以及即將投產的台山核電廠。本報記者循水路視察正在竣工階段的核電廠，當地村民表示居所受兩間電廠夾擊，就算明知新核電廠威脅人命安全，但村民窮困，離開也只是空想，「惟有留低慢慢受」。
台山核電廠位處赤溪鎮腰鼓灣，三面被山包圍，臨海對岸的大襟島所有民居撤離，島上的麻瘋病院亦已搬遷。鎮內的腰鼓村及黃竹坑村同遭「滅村」，最接近電廠的欽頭村發展為電廠職員宿舍區，建有大量臨海住宅。公安在村口設檢查站，非職員「行人止步」，穿梭巴士不停來往欽頭村及核電廠接載職員上下班。通往電廠的兩條陸路均設檢查站，外人根本不可能闖關。
欽頭村旁的銅鼓村目前仍有千名村民聚居，一街之隔就是另一間燃煤發電廠範圍，即使在吹起海風的晴朗夏日，天空仍被電廠排放物影響，似被薄霧籠罩。
記者採訪當日乘搭村民阿雄的快艇出海視察核電廠，廠房目前仍正施工，兩座圓桶形巨大反應堆已成型。記者曾要求船隻駛近，阿雄即「耍手搖頭」，指區內有公安巡邏。阿雄慨嘆，家園與新核電廠遙遙相對，「驚都冇用」。他曾想過與家人遷到台山市居住，不過家境窮困，就算明知電廠危險，也只能留下，「冇錢去得邊？惟有留低慢慢受」。

■銅鼓村村民阿雄擔心安全，但無奈沒經濟能力搬走。

上訪不了了之

將近60歲的阿雄指着煤電廠說起銅鼓村民的上訪故事。廿年前政府決定在村內建煤電廠，電廠聲稱依足規例向受影響村民賠償卻不了了之，懷疑賠款遭人侵吞。
最初有五名村民逐家逐戶籌錢上訪，帶着數千元路費出發到廣州向省政府投訴，豈料村政府派員暗地跟蹤，「未出台山已經俾人截咗啦！」上訪五人組中，有人游說村民支持他出任村主任反映問題，豈料一上任就把賠償一事拋諸腦後。村民縱擔心兩電廠威脅安全，只能啞忍，「共產黨都係俾呢啲官陀衰」。

多名外國專家質疑，該核電廠有根本設計缺陷，對核電廠能夠極速完工充滿疑慮。本港專家促請港府要求廣東省政府擱置啟用台山核電廠，直至確保安全質素符合歐洲標準為止。

城大核子工程講座教授胡仲豪指出，台山EPR的新式控制系統非常複雜，更有可能「越改越壞」。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黎廣德發動聯署，要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向廣東省關注台山核電廠安全問題，並要求公開台山所有工程監察報告，直至證實安全質素達歐洲標準才批准啟用。

台山核電廠型號為EPR（European Pressurized Reactor），座落本港以西130公里台山市臨海小鎮，09年動工，由中國與法國核電巨頭Areva合建，短短五年就完工。芬蘭和法國的EPR項目則於05及07年動工，兩者Areva都有參與，但當地獨立機構多次發現工程及技術有漏洞，完工無期。

■銅鼓村煤電廠現時終日排放廢氣，空氣質素甚差。

芬蘭法國同類項目不達標

綠色和平資深項目主任古偉牧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台山的核燃料和功率高於大亞灣，反應堆爐底多了一個儲水池盛載輻射物質，拖延輻射外洩的時間，但芬蘭和法國項目的反應堆爐底層石屎質素脆弱不達標，內地國家核安全局文件也指台山項目底層石屎「應進一步完善關鍵施工」。核電廠的控制系統（Instrumental& Control System）則由以往的類比系統改為全自動數碼化。
研究能源政策的英國格林威治大學教授Stephen Thomas曾促請法國和芬蘭放棄建造EPR。他向本報表示，EPR數碼控制系統的可靠性不足，兩國監管機構建議改善後備系統，三年後有望完成。正當法國最近才擬定後備系統設計，台山項目已接近完工，中國又從不公佈台山的系統設計細節，難以確定是否安全。
曾作法國EPR緊急應變評估研究的英國獨立工程師John Large也指，數碼控制系統是EPR的根本設計缺陷，難以解決。他又擔心反應爐底層石屎或隨年月出現裂痕，難以抵受地震或飛機撞擊等天災人禍，導致輻射滲漏。他促請港府按當區的氣候數據，評估台山核電廠對公眾的潛在風險，因切爾諾貝爾和福島核災的影響範圍均遠超100公里。

拆解飛曱甴之謎:坊間流傳指懷孕蟑螂才會飛，但專家解釋...

香港殺蟲業協會公關主任蔡炳然指出，體形較大的美洲大蠊才會飛，天氣熱時會從坑渠爬出來，有時因地面太熱而飛起降溫。換言之，雌雄蟑螂皆可突然飛高來襲。

蔡續指，其實蟑螂的翅膀已退化不少，準確來說飛曱甴只是在空中滑翔，一飛就會跌下，不能在空中停留太久。

除了一般常用的「拖鞋神功」，滅蟲專家呂嘉能（Eric）更教路，可將大汽水樽攔腰剪開，底部放入甜食，上半部移除瓶蓋後倒轉插入，自製成一個糖衣陷阱，困住蟑螂。或者用刀片刮下肥皂碎屑，放近地腳線或暗角，蟑螂路過時，用以呼吸的腹部接觸鹼性後，便可致命。

中國有太多的中國商人為了賺錢而不惜欺騙消費者！

一篇由黃安偉(Edward Wong)撰寫的精彩文章，與許多大家可能讀到的任何同主題文章一樣，它很好的概括了中國及其經濟目前面臨的問題。中國正努力從一個高速增長的出口導向型的發展中國家，轉型為更成熟的經濟體，期間問題不斷，而這些問題可能阻撓它成為自身夢寐以求的那種經濟強國，而且，它們幾乎全部屬於自食其果。
黃安偉的文章單單寫的是嬰幼兒配方奶粉。更具體地說，是有關係和財力的中國家長撇下國內供應充足的奶粉，競相購買外國奶粉的故事。他們請人到英國等地的商店代購，或者是購買從香港走私過來的產品。在香港，走私嬰幼兒配方奶粉如今已成為一種嚴重罪行。中國的家長主要是想要確保，餵給孩子的奶粉未經任何中國企業染指。2008年，一些母親喂她們的孩子吃了被化學物質三聚氰胺污染的嬰幼兒奶製品，導致6名嬰兒死亡，約30萬患病。自那以後，中國媽媽們不再信任國產嬰幼兒奶製品，首當其衝的就是配方奶粉。
實際上，不久前的中國之行讓我知道，中國消費者不信任的國產商品為數眾多。近年來，食用油、蛋和肉類等各種食品安全醜聞層出不窮，這還只是個開始。幾個月前，《時代》周刊(Time)報道，三人因加工病死豬肉而遭曝光。幾年前，中國生產的血液稀釋劑「肝素」被認為與81宗死亡有關。就連國產車也不受中國消費者的青睞，外國車型佔領了中國市場，因為消費者擔心有人偷工減料（或者更糟糕），可能導致車輛無法使用。
問題一：中國正努力打造與其出口經濟相當的國內經濟之時，人們對中國企業卻完全沒有信心。在上海生活的一名美國商人告訴我（由於擔心生意受影響，他要求匿名），「這不是打造品牌的問題」。他說，而是消費者感覺，無論是哪個行業，都有太多的中國商人為了賺錢而不惜欺騙消費者。
由於中國商界偷工減料成性，的確需要政府通過監管和執法來改變這種風氣。但是，儘管中央政府極其樂於通過看上去很美的法規，但基本不執行，也不存在真正的監管文化。此為問題二。省級政府本應對食品供應等問題進行監管，卻往往不是成為幫凶，就是視而不見，因為他們害怕，重拳出擊可能會影響經濟增長。而官員考核幾乎只注重經濟增長。此為問題三：糟糕的激勵機制。
假如你的汽車因供應商出售的問題配件6個月就報廢，亦或你的孩子因受污染的奶粉而死亡，又會如何？答案是你什麼都做不了。的確，每當大丑聞爆發，都有些壞蛋進監獄，但是，就算是最大的醜聞也沒有帶來系統性的改變。也沒有任何途徑可以在法庭上尋求賠償，而在西方，這一直是讓企業遵紀守法的一個原因。此為問題四：缺乏真正的法治。
正如黃安偉在文章中寫到的那樣，中國政府正以價格壟斷為由調查在中國銷售嬰幼兒配方奶粉的外企。（醜聞爆發之後，外國配方奶粉的單位價格上漲了30%。）不管存不存在價格壟斷——背後的原因更可能是市場的力量——這種反應正是問題所在：政府沒有加強監管來讓消費者對本國產品產生信心，而是轉而想方設法讓出售本國民眾所需產品的生產商日子更不好過。
當然了，在美國，譴責監管已成為保守派的一種信仰，他們聲稱，監管打擊企業、阻礙經濟增長。不過，請想一想，上世紀之交的美國與今天的中國一樣，充斥着各種造假專家。賣萬能蛇油的人比比皆是，食品安全問題巨大。不過，1906年，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發表了名為《屠場》(The Jungle)的小說，揭露肉類加工業的內幕。資深中國法專家陸思禮(Stanley Lubman)最近在《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上發表了一篇博客文章。他在文中指出，正是《屠場》一書促使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提出設立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該局繼而對肉類加工等諸多領域進行了改革，讓消費者對吃用之商品產生了信心。
這正是中國目前亟需的東西。奶粉不過是揭開了冰山一角。
專欄作者：喬·諾切拉 

中國的地方政府，變賣資產浪潮即將來臨！

香港——今年5月，中國中部一座中型城市的副市長南下深圳與我會面，我是深圳市政府一個顧問小組裡的成員，這個小組關注的問題是幫助中小企業融資。他來是想讓我幫個忙。他問道，「你能幫忙給我們的體育中心安排融資嗎，它會成為華中最大的體育中心之一。」

又是一個爛尾樓工程亟需更多資金的悲慘故事。我以前就聽說過類似的故事。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於2008年倒閉以後，中國政府在慌亂之中推出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財政刺激計劃，大規模擴建公共設施，包括修建公路、鐵路和市政館所等設施。於是，中國避免了經濟衰退，然而現在卻要面對大量的爛尾樓或幾乎從未使用過的基礎設施。在這個過程中，許多地方政府的金庫都被掏空了。

這座體育中心展現了一個全國性問題所具有的癥狀。該項目通過銷售臨近地塊獲得了部分融資，開建之初，它就存在風險：這是一個小城市，卻要建一個大型體育中心，而且附近城市已經有類似的體育場了。在工期拖延了三年之後，項目預算已嚴重超支，而且依然未能完工。2012年初，一家信託公司代銷了該中心的債券，當地政府用其在本地兩家電廠的股份為這筆債券提供了擔保。

市政府官員挖空心思地想讓銀行放貸，卻徒勞無功，因為他們對該設施的現金收益預測完全是不着邊際的想像。不如出售更多的土地？這個提議還是很難讓人信服，原因是該市房屋空置率已然很高，房地產開發商已經不再急於投資。不僅如此，市政府官員賣出的土地已經突破土地銷售額度。中央政府設置的這一額度，目的是為了防止過多的農田用於房地產開發。

這位副市長到我的辦公室來看我時說，「我們可能得被迫採取不可避免的措施，變賣老本，比如我們在本地銀行、酒店、水廠和工業企業的控股股份。」好消息是，當地方政府打算變賣此類資產時，中央政府通常不會阻攔。

在過去一年，隨着逐漸放緩的中國經濟受到更多的關注，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工具——比如為體育中心融資的計劃——已經引起了人們的擔憂，這是因為銀行和分析人士擔心出現又一波的壞賬。有人估計，截至2012年底，地方政府債務已經超過了12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中國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的25%左右。一些經濟學家擔憂，清算日將在2014年到來，屆時大量債務都將到期。他們說，這種後果將引發信心危機和經濟的崩潰。

我不接受這種危言聳聽的預測。

地方政府債務這種東西首先就是不存在的。中國沒有聯邦體制，各級地方政府都是中央政府的分支。說到底，中央政府站在各級地方政府背後。中央政府決定它與各地方政府之間的稅收分配，做出所有政治任命，決定某個地方政府是否獲准銷售債券。在許多情況下，中央政府甚至會「代表地方政府」銷售債券。所以，這裡永遠不會出現中國版的底特律。這個美國大城市破產時，美國其他地區都在袖手旁觀。

其次，儘管在過去35年里中國經濟變得更為自由，但政府在GDP中所佔的比例卻顯著增加了，政府因而得到了更多收入，資產負債表也更加健康。在新增稅種、提高稅率和改善徵收手段的推動下，總財政收入佔GDP的比例在2012年達到了22.6%。

儘管很多財政收入被揮霍掉了，但每年至少有一部分被重新投資用於擴大政府資產。今天，政府在數量眾多的銀行、電信運營商、港口、道路、鐵路、房地產控股公司和工業企業中擁有控股股份。更不用說總值超過3萬億美元的外國政府債券了。

我的那些來自中國中部城市的朋友們的確在為財政問題頭痛。但這些問題並不是世界末日，甚至不足以讓人警覺：中央政府能夠為壞賬買單，也的確會這樣做。

不過，如果看全國經濟的整體情況，持懷疑態度者或許能找到充分的理由擔憂。但實際上，宏觀層面上的問題啟動了亟待開展的改革，而改革的最終結果將使經濟更為強勁。

自1978年自由化政策開始以來，國有部門極為壯大，遏制了私營部門，更重要的是，抑制了經濟增長。

由於受補貼的銀行信貸唾手可得，國有部門過度擴張，使工業產能過剩的問題出現惡化。它們不考慮能否盈利，對許多產業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國有部門消耗了超過一半的銀行信貸，中小型企業則被迫在國有的銀行體系外尋找成本高昂的融資渠道。最後，國有部門還以不公平的優勢與私營部門開展競爭，招致怨恨的同時也讓腐敗現象更加普遍。

這樣一來，想為進一步的經濟增長提供資金的政府已經別無他法，為了避免長期停滯，中國很快就會走到必須展開第二波私有化的地步。中國的財政赤字快速增長，銀行力不從心，出售土地也無法維持。此外，有越來越多人呼籲政府，填補社會保障基金的缺口，從而滿足老齡化人口的需求。

這一波不可避免的私有化進程還會產生附帶的收益，對粗放、低效、膨脹的經濟產生出與之相應的結構性調整。幸運的是，新任領導層似乎認識到這是必要的。在制定政策的圈子中似乎產生了這樣一個共識，在財政刺激的效果減弱之時，結構性改革能夠為下一階段的發展提供巨大的潛力。

中國中部的體育中心應該建完，但是應當由私有企業接手。我給這位副市長的建議是把它拍賣掉，我猜想他大概很快就會聽取我的建議。

作者：

張化橋是中國廣州一家小額貸款公司董事長，著有《中國影子銀行內幕：下一個次貸危機？》(Inside China』s Shadow Banking: The Next Subprime Crisis?)一書。

為何在民眾享有自由、體制相對民主的國度，違法的公民抗命仍屬正當？因為：

公民抗命行動，往往就是在體制自身無法解決問題時出現；不惜違法抗爭的民眾逼使政府正視問題，推動實質變革。
幾乎所有自由民主體制，都未能充分落實自由民主的基本價值。如果政治自由的價值是相當不公平的，如果選舉民主無助於矯正某些非常不利於少數或弱者的情事，那麼，訴諸體制外的抗爭手段，也就不難理解。
在許多情況下，政治義務與守法義務是相衝突的。在自主公民的道德天平上，其他的政治義務（如正義的義務、落實自由民主理念的義務等）有時比守法的義務更具份量。堅持守法義務永遠凌駕於其他政治義務之上，是絕對國家的觀點，是順民或小老百姓的觀點，但不是自主公民的觀點，也不是自由民主的觀點。

如何評判「公民抗命」行動是否正當？正因為公民不服從是例外的、體制外的、法外的行動，它的正當與否，首先取決於其具體的道德理由。若其理由明顯是不正當的、不合理的，或與自由民主的基本價值背道而馳，則公民不服從不可能具有道德正當性。

公民行動是否具有道德正當性，應從其緣起評判，而非按短期後果論斷；要為抗命行動後果負上責任的，亦往往不是奮起抗命的一方，而是造就、維持不義體制的一方。公民不服從的正當與否，終究不能完全從其「後果」來判斷。究竟誰該為「後果」承擔起主要負責？正當的公民不服從彷彿威脅了公民的和諧，責任並不在抗議者，而在濫用權威與權力的一方 ！ 動用強制性的國家機器來維持明顯不合乎正義的制度，這本身就是一種不正當的力量；對此，人們有權利適時地起而反抗。」倘若實存的（假）自由民主體制嚴重偏離了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人們理應選擇捍衛、落實核心價值，而非維持不正義體制的穩定。這，正是「自由民主」的真諦。

「維穩費」其中的支出

「平日不做虧心事」 截訪官員壓力小全國「兩會」期間，為防有訪民上北京告狀，不少地方政府會派員到北京「截訪」。一名來京截訪的基層官員對本報表示，對於那些「工作沒有做好」的部門，壓力會較大，他們「平日不做虧心事」，所以來京截訪十多年都沒有「出事」。

這名官員來自某市計劃生育辦公室，每年「兩會」都到北京的國家計生委駐守，每日上午8、9時到，「其實不用太早去，到下午3、4點，沒什麼事就可以走了，部委的人跟我都很熟，有什麼事情會幫我看着的……十多年都沒有出事（即無當地人因計生問題來上訪）」。

「平時的工作，該辦的我都辦了，」這名官員說，如負責徵地的國土資源等部門截訪的壓力就較大。但他們壓力很小，來京就當是探親訪友、旅遊度假，比上班工作還要輕鬆。他坦言，這些都是「維穩費」支出，他知道維穩費高過軍費，「沒辦法，我們國家就是這樣，整個體制如果不改變，我們也還是會來」。

國家早已明令禁止強制、暴力手段截訪，他們的工作分為兩種，一是「談話」，即對訪民曉以利弊，「你來北京也解決不了問題是不是？還是得回去解決」，二是「銷號」，即是與國家信訪局相關人員吃飯，請他們刪除來自當地的上訪紀錄。負責「談話」與「銷號」的分別是兩批人，互不重疊。「銷號」宴請通常不能聲張，故不能在外面的餐館請，而要在各地駐京辦的餐廳。「我們也不想的，來北京就是一直吃飯、吃飯、吃飯」，「但是沒有辦法，就只能求他們」。

穿上袈裟未有立地成佛！是人出家，心未出家。

和尚斬情敵懷孕兒媳燒屋
【明報專訊】江西彭澤縣一和尚與一女子相戀同居，但第三者介入令他與女友情海翻波，他斬傷情敵兒媳並放火燒屋，警方上月底將其拘捕。

大江網報道，斬人燒屋的和尚姓沈，為當地寺廟僧人，法號釋覺根。他在做法事時愛上一名張姓女子，並展開同居生活。兩人的感情後來因第三者介入而生變，和尚決定放棄，但他與女友及第三者達成賠償協議後，女友並沒有兌現協議上承諾的賠償金額。

眼見舊情人與情敵如膠似漆，自己卻一人在寺裏孤苦伶仃，和尚心生怨恨，決定報仇。上月25日，他帶同汽油和菜刀，前往情敵家中找晦氣，當時只有情敵懷有身孕的兒媳在家，他將怒氣發泄在孕婦身上，連斬她4、5刀後，放火燒屋。

警方在事發後3日後拘捕這名接連犯戒的和尚。被斬的孕婦送院後縫了20多針，所幸腹中胎兒並無大礙。